文／沈伯洋
作為中國三戰的一環（心戰、輿論戰、法律戰），法律戰算是最少人碰觸的領域。很多人會把農業契作或者惠台政策等當作是法律戰的一環，但其實這種理解並不是很精確。法律戰最主要是要建立起法律的授權與框架，進而製造威嚇與與鼓勵的效果，港版國安法即為適例。
我在2018年中國居住證的議題時，就與經民連、台權會、永社、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一起提出法律戰的危險性（附圖是我當時的發言紀錄，網路上都還有），當時我提出事前賽局作為法律戰反制；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必須要重新再倡議這件事情。
法律戰本身非常的複雜，其中包含法律的威嚇、授權、反制、限制、懲罰、以及保護。但最終就是建立起法律的合理框架。我就先只講跟最近有關的兩件事情：一個是斷邦交國，一個是馬英九去中國。
首先，中國必須建立好國際的框架，不僅僅是確保台灣作為中國的內部事務，更需要確保在動武之時，其他國家的不作為。從去年中國開始公布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類似普丁的特別軍事行動），一直到輿論戰去帶國際的風向，以及現在不斷地逐步削減我們在國際上投票的盟友，全部都是在同一個框架來進行。從這一點看來，當然沒有什麼樂觀的理由。雙重承認是幾年前就已經有學者提出的看法，但要啟動雙重承認必須要是幾個強而有力的國家來發動。
第二就是塑造國內事務的內部合理性。除了簡單地從中國內部帶動輿論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確保中國最喜歡做的民主協商（其實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延伸）。
為什麼中國那麼喜歡接觸里長和議員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對他來說，他的最終就是要宣稱：「關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已經跟里長、教授，智庫專家，藝人、立法委員、議員、甚至是前任國家元首等研議、協商，且已取得高度的共識。」如果大家還在那邊繼續說兩岸交流沒有什麼，那就是等著這個框架被逐步建立。建立完成之後，這幾年絕對就是中國會推出台灣基本法的時候。很多年以前我就說馬習會絕對有它的重要性，即是如此。
如果有在地方上工作的，就請看看，從去年選舉完後，有多少里長去中國吧。台灣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安逸的空間了。
除了必須讓台灣人正視這件事情以外，回過頭來，就是我們自己也要打法律戰。除了我講的，當邦交國低於多少國家台灣就要啟動一些正名機制以外（比如說，斷一國，中華郵政就變成台灣郵政），今天看到吾友柏昇提出，我們應該聯合其他友善的國家，只要台灣邦交國低於幾國的時候，就直接啟動與台灣的邦交或者雙重承認，而且是自動啟動。
簡單來講，就是要提高對方斷我們邦交國的成本，而且要能夠預見。中國只要再做什麼事情，這邊就會自動啟動什麼機制，而且這個自動啟動的機制本身也是一個法律，會自動生效，而不需要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去啟動他。這樣才會變成對方行動的成本。
輿論戰（認知作戰，或者廣義資訊作戰）本身已經搞得我焦頭爛額了，法律戰的部分我實在也沒有什麼心力去pick up。當年有一起討論這個賽局的朋友，其實甚至有一位已經直接去政府機關做事了，希望大家能夠再度聯合起來把這個機制討論完，不然我們可能連法律戰都贏不了：這將變得非常諷刺，因為畢竟我們是法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