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啓禎（經民連理事、英國亞非大學經濟學博士）
原文刊載於《信傳媒》
革命前夕》政府拼經濟拼出許多破口 產業缺工只是徵兆
一個人只顧拼經濟，下場會如何？相信大家身旁不乏這類親友：就算有累積些財富，但失衡的結果往往以人際關係、家庭幸福與個人健康為代價，鮮少有例外。那長期舉國拼經濟呢？後果代價是什麼？
先來了解一下台灣拼經濟特有的邏輯與套路。首先會強調要刺激民間投資，因為投資可以帶動就業與成長。那麼誰有錢可以投資？當然是財團與有錢人，所以必須以鼓勵投資為名義，針對富人階級祭出稅負減免優惠，而這些手法其實五花八門，結果是整體的租稅負擔逐漸從資本利得轉移到一塊錢也跑不掉的受薪階級。
拼經濟的三隻腳：低薪、低物價、殘補式社會安全保障
其次是犧牲生態環境與勞動權益，畢竟連民主都不能當飯吃，自然生態環境又算是哪根蔥？從生產至上的觀點，環保人士是成天閒閒沒事做、卻又不愁吃穿的搗亂份子，那麼該如何降低這類的反對力量？當然是要讓絕大多數人都不得不辛勤工作以獲得最基本的溫飽—如何做？撇開意識型態的洗腦先不談，實際作法必須三隻腳同時到位：低薪、低物價、殘補式社會安全保障。
維持低薪的重要性很容易理解：畢竟人性是好逸惡勞，口袋裡錢太多就會作怪，所以薪水最好是維持在難以儲蓄的水準，這樣員工才會乖乖聽話，不僅每天準時上下班，還非常願意配合加班。
有基本市場觀念的讀者可能會好奇：市場運作有供給也必須有需求，不能光是壓低成本擴大生產，也必須要有足夠的消費力量，低薪結構難道不會造成整體消費力不足、無法去化商品而造成產能過剩嗎？免驚，我們的產品是以出口為主，以低價低匯率競逐廣大的海外市場，不會有消費不足的問題。
對維繫出口導向的低薪體制來說，真正的要點之一在於必須同時維持低物價環境，因為不管如何壓抑薪水上漲，都不能讓員工家庭吃不飽穿不暖，後者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造反運動很可能尾隨而至，顛覆既有的政治與生產體制，這是「維生工資」的基本概念。
因此壓低與基本生活有關的食物與水電價格，事關重大，也一直是不分藍綠歷任政府所十分擅長之處，畢竟糧食只要不斷開放進口即可壓抑基本食物價格，至於可能引發的農村反彈，事實證明只要透過老農津貼與休耕補助即可有效控制。而水電系統長期控制在政府手裡，帳面虧損也無妨。即便真正受益於低廉水電價格的是用水用電大戶（另一種社會補貼），社會大眾真正關心的只是自己收到的水電費用帳單不要漲，不是嗎？
強大的反動修辭：貧窮是可恥的！
低薪低物價還不夠，還必須拒絕福利國家。如果失業與家庭津貼過於寬鬆優渥，誰還願意繼續忍受職場上的「慣老闆」與不甚人性的工作環境？更何況福利一旦擴張，在量能課稅的現代財政原理下，大部分財源可能出自富人階級，而這便違反上述拼經濟的第一原理（為富人創造低稅率的投資環境）。
對統治階層來說，此舉無異於政治自殺，因為在媒體公共化極為有限的結構下，富人擁有的商業媒體掌握了大眾視聽，只要創造一個零和偏見，就足以扼殺企圖改革的政治行動（想擴大社會福利支出是嗎？誰來埋單？加稅是不是會排擠投資、傷害經濟成長，反而造成更多失業？以財政赤字、發行公債手段支付是不是要債留子孫？諸如此類的反動修辭，有效嚇阻改革企圖，造成政治失靈。）
至於福利擴張會帶來社會寄生蟲這種老掉牙的污名化手法，過去三十年經濟全球化運動的推手──新自由主義—早就在知識論述上處理妥當：你之所以領低薪，是因為你是輸家。貧窮是可恥的，貧窮等於愚昧加上懶惰，貧窮同時又期待社會救助，更是罪加一等。
因此這整個拼經濟系統的基本工作動力，是由害怕淪為貧窮與輸家的恐懼所驅動。「不要輸在起跑點」，成為台灣社會教養小孩的DNA。學習，是為了求生存，而非學習本身的樂趣。同儕團體，每一個都是潛在競爭對手。至於探索生命意義？追求自我實現？大家都寄望發大財，因為國家不會幫助你，傳統家庭內部的互助功能也已經瓦解（畢竟家長們在低薪高房價下要維持一片遮風避雨的屋頂已經夠辛苦），唯有發大財才能解決生存焦慮，為子女創造較好的發展機會。政治人物也順應這個邏輯，連學者出身的陳建仁閣揆都曾公開表示：「政府最主要就是拼經濟」。
對社會正規軍而言，拼經濟的入場券是從頂尖大學畢業，但家庭社經條件已經先行展現在入學資格，因此高等教育不再是促進階級流動的管道，反而是階級複製與階級固化的平台，甚至是許多家庭與學子揹上負債的陷阱。有很大比例的人被排除在贏者圈之外，這些人更需要公共資源的扶持，但國家視而不見，因此只能自力救濟，許多人就此墮入深淵。台灣如今詐騙橫行，是基本結構因素使然。
為什麼「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
拼經濟這套邏輯，曾經陷入唯GDP發展主義的國家都不陌生，但鮮少有國家像台灣如此淋漓盡致。除整體勞方薪資所得占GDP比率最近又探歷史新低之外，政府對於社會安全系統持續採取殘補式策略，除軍公教族群之外，對於一般社會大眾，國家僅給予非常有限的支持。社會安全系統，慣常名之以社會福利，實則觸及每一個人與家庭在生命周期當中幾乎必然會有的需求與風險（包含退休與遺屬年金、失能扶助、衛生醫療、家庭政策、促進就業、失業給付、社會住宅，及其他，如疫情補貼等）。殘補式社會安全策略之所以是政府拼經濟的第三隻腳，在於它讓一般社會大眾在沒有公共資源支持的情境下，再差的工作條件都必須接受，每個人都只能在勞動市場上「被個別地秤斤論兩」，這是血汗過勞、低薪長工時的基本制度脈絡。
台灣的社會安全系統之所以長期處於殘補式狀態，跟工會力量與勞動政治長期缺位有很大關係。以最關鍵的社會政策支出占比水準（% GDP）來看，歷屆政府很成功地將之壓低在拉丁美洲後段班的水準（2021年為11.1%，在將近四十個OECD國家當中只領先墨西哥，見圖一）。換言之，政府龜縮在市場的背後，促使國家財富往極少數人集中，坐視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剝奪青年世代的發展機會，這是民眾很難信任政府的根本原因。
不斷升高的社會張力，終將一舉造成路徑變遷
要求大幅改革的社會張力不斷升高，原因是上述拼經濟邏輯所衍生堆疊而出的社會經濟體系已經是遍體鱗傷，充滿大大小小的破口。首先是壓低物價策略的成績其實建立在操弄數字之上，因為占一般民眾生活支出最主要的項目—房價與房貸—未被納入官方的編算統計，使得物價指數一直遭到低估。
事實上，從房價所得比與房貸負擔率兩大關鍵指標來看，台灣已成為全球相對房價最貴的地域之一；某些年度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還超越香港，普通家庭的收入有一半以上需拿去繳房貸。造成房地產過度投機炒作有兩大因素，一是政府將貿易順差、外匯存底不斷擴增當作是拚經濟的成績，過多游資成為炒作房地產的金融燃料。二是政府長期缺乏居住權保障與社會住宅的思維及政策，任憑民眾居住需求淪為地主、建商與政客合謀的俎上肉。
超高房價所引發的民怨不斷在悶燒，但是鑒於金融系統的信貸風險與害怕得罪有房者，政府打房舉措從未真正到位。儘管最近端出擴大房租與房貸補貼，然而劇烈的相對剝奪感、買不起房的羞辱政治不會就此消失。
低薪長工時高房價，與超低生育率脫不了關係
無法擁有可以帶來安定感的居住空間與收入水準，加上普遍的長工時與不穩定就業，讓青年世代只能選擇晚婚與不婚，甚至連交男女朋友都變得十分困難，於是社會再生產機制遭到中斷，台灣成為全球超低生育率國家，人口從2020年開始連續負成長。上述長期壓低糧價所造成的農村貧弱化與人口外流至都會區，助長這股趨勢。人口縮減的經濟效應如海嘯般一波波地襲捲而來，從幼教市場逐漸往上蔓延，現在連頂尖大學很多科系都招不足學生，生產體系缺工嚴重，倒三角型的人口結構也使得各項社會保險制度岌岌可危。
有人主張人口縮減未嘗不是好事，起碼降低了生態壓力。這個看法隱含了一個人口數量與資源消耗的線性觀點，而後者不見得成立，事實上有太多更細膩更進步的環境與科技治理可以改善人均資源消耗或者過度集中的情境。筆者認為最大危機在於人口紅利的消失與倒退，也就是相較於先進國家，如圖二所示，台灣目前擁有工作年齡人口占比較高的優勢，這項優勢已開始流失，至2040年左右將完全消失，至2050年左右進入落後階段──很難想像屆時一個老邁的台灣，將如何與人口結構相形年輕化的所有先進國家競爭？
拼經濟的最後破口：違背轉型創新驅動所需的條件
根據調查，目前許多產業之所以缺工，在於當正職工作待遇沒有好上太多時，青年世代寧可選擇相對自由、有彈性的零工與斜槓，讓自己在物質被壓縮、看不到希望的生命情境裡至少擁有些許尊嚴與自在。顯然，我們的主流生產方式，已經跟不上覺醒的世代。事實上，拼經濟邏輯之所以老掉牙，在於長期傾國之力所拼出的「護國神山」之工作型態，依然是靠賣新鮮的肝所換取而言。諷刺的是，這家公司所賺取的利潤，有將近八成屬於外國人，但政府依舊把打造下一座神山當作是主要任務。
學理與經驗共同指出，台灣所熟悉的拼經濟邏輯只會在原有的投資/效率驅動模式不斷打轉，舊成功已成為新包袱，轉型創新驅動需要截然不同的條件與治理，必須循著更進步的草根民主、平等人權、勞動待遇、生態環境與經濟自主之價值實踐而前進。之間的奧妙機制，之後我們再來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