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秀幸（經濟民主連合會長、經濟民主連合智庫文化思想組召集人）
很多人說，蔡總統到七海園區，以蔣經國路線質疑也教訓了那批已經不反共的老藍男們，從而聯繫了藍綠，找到藍綠陣營的共通性，是這樣嗎？
大家真的以為平常聽到的，所謂「蔣經國如果在世，看到那些投到對岸的國民黨人或是退役將領，一定會從棺材裡跳出來。」這類的話是當真的嗎？
活在當代的蔣經國未必反中，而當代的中國政權也已經不是共產主義。因為，中國對世人的威脅，從來就不是他們口中所謂的「共產主義」，而在於中國以民族主義支撐的帝國性格，以及和中國文化具有親緣性的威權主義。
這也是世界上很大部分的中國研究潛心研究的核心議題：中國歷史與政治文化的特殊性，而中國為何難以出現民主。這些研究從歷史過程、地理位置、文化建構、社會特性….種種面向，不斷詢問，「中國」是什麼？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無遠弗屆。太多的現象說明了「中國」的帝國性超越了當代民族國家的格局，以全世界為範疇來想像「中華民族」，所謂「家天下」、「一統天下」。讓世人不敢輕忽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或威脅）。
近在眼前的證據就有：
香港國安法的超國界管轄的想像。（上個禮拜吳叡人老師還被指名「定罪」）
中國宣稱對所謂南海「九段線」的「歷史權利」。（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裁定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各地「華人」的「中華民族」想像超越對在地國的忠誠度。近年來在美國、歐洲、加拿大、澳洲等地不斷出現的華裔科學家和中國的合作，以及幫中國政府蒐集在地國國防科技秘密等。
中國政府對世界各地華裔藝術家、設計師、學者….等等的經費補助，以及招手回歸中國發展事業。
族繁不及備載。而這些超國界的中華民族榮光和龍的傳人征服世界想像的重災區就在台灣。不是嗎？
台灣的退役將領，當年如何在蔣經國的帶領下反共，今天魚貫進入中國，有些還在中國典禮上起立致敬中國國歌。
台灣多少學者，是被收到長江學者之列。
台灣各地的廟宇董監事或管理委員成員被動員到對面尋根參拜打躬作揖一家親。
李敖早年如何反國民黨，擁抱自由主義，仍舊不敵中華民族召喚。
台灣多少所謂「左派」人士對「神州大陸」的一往情深，口中唸著馬克思，心中想著中國夢，有些甚至病死在北京。
國民黨人已經不反共，在他們的精神結構裡，並不違和。因為民族大業超越左右，也超越意識形態之爭。而中國人向來不會被「意識形態」綁縛，中國文化裡頭實用性向來超越理念型。更何況，當傾中有利可圖時，中國也已經不是共產國家，反什麼共？
這些中國偉大復興使命者互相之間有著共通的密碼，就好像台獨人士互相之間有共同的語彙一樣。這些密碼圍繞在他們的中國性、實用性、趨利性、以及失落感種種主客觀環境而鑲嵌起一套文本和指導原則。讓他們互相之間不用多做解釋，自然都知道對方在做什麼？為什麼這麼做？而他們相信，他們的精神領袖如果在世，應該也不會反對他們這樣做。
所以說，要以反共保台讓那些老藍男汗顏之說（網路上對蔡此舉的頌揚更誇張，我學不來），除了對「中國性」認識不清之外，只能說耽溺在太愛「領袖」，正看反看，領袖就是英明。
在這裡，我們還是要衷心讚揚願意繼續保衛台灣的老一輩將領，其實，他們保台的原因，不是反共（雖然他們基於語彙的貧乏，可能這樣說），而是幾十年來的共同生活，他們逐漸認同了台灣，他們愛他們的家，以及他們的家所立足生根之所在。而不受動搖的年輕國軍，之所以不被中國誘惑，也是台灣民主化的薰陶，不是反共。他們習慣了民主帶來的具主體性的生命感，將自我的創造和民主台灣的存續結合起來，而捍衛台灣。
那麼蔡總統到七海園區並談話，到底具有什麼意義？如果對於所謂台下一字排開的老藍男完全起不了作用。倒是促轉會新聞稿所言：「因該處屬於「命名空間」類的威權象徵，將發函北市府，建議應予改名或其他配套處置，並檢討相關文資指定理由。』被趙少康譏為『打臉總統嗎？』
而促轉會的新聞稿所表示的：對比該園區仍以蔣經國命名，促轉會指出，全國各機關已依法陸續處置過往威權時代留下的蔣經國相關象徵，開始反省歷史。
促轉會整理各機關協助填報狀況，全國蔣經國相關象徵共72處，共占全國威權象徵比例約4.7%，分布場域遍布全國，包含33座塑像、19幅遺像、以及20處以蔣經國為名之命名空間（含街路名稱、校名等）。72處威權象徵中，經促轉會持續追蹤管考與協商建議，共12處已完成處置（10座/幅塑遺像已移除，2處空間已改名）。這些工作經過蔡總統的出席七海園區和談話，到底要如何繼續？
因此，蔡總統的七海談話，不能被單獨解讀。必須放在促轉會已經發出新聞稿，接著又有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對於「包容分歧、團結台灣」這些空洞的政治語言的強調，更必須放在更加長遠的，台灣經歷的威權統治，多少的苦難，多少的生命受創的時空脈絡。
我輩中人，大部分都成長於蔣經國的時代，有些在學生時代就冒著未知的危險，衝撞校內的威權體制；有些抗拒制度自我放逐。當時年紀小，如果我們不是每個人都熟稔民主政治的原則，也不一定都聽說過台灣民主前輩血淚斑斑的生命史，但是我們都對於威權治理之下的社會變態對生命的扭曲具有刻骨銘心的感受。那不是對於一個統治者個人功過的描述可以道盡，而是整體社會的變形：滯悶的氛圍，斷裂的關係，包括親子、友朋、師生。人和環境、人與土地的疏離。無法伸展的生命力，權力的屈辱，無法愛自己也無能愛他人，不知道此生所為何來……。我們太熟悉這個病毒，這個具有傳染性，甚至會改寫基因序列的病毒。這個病毒也不會只限於台灣，他的傳染力是全球的，而中國的特殊威權治理術是這個病毒的原始培養皿之一。
我們就是在台灣的中國性威權治理下成長的一代，如果我們對於威權對人性對社會的侵蝕具有一定的醒覺和反省，我們知道要如何將這樣經驗整合到我們的民主生活當中，我們知道要如何在生活的肌理當中去防範它，去對治它。如果說我們對於公共事務的論述和思辨就來自於和這個病毒的鬥爭而來也不為過。那麼我們當然說不出那麼空洞的政治語言，也無法那麼平面地處理所謂反共保台，所謂「來到這裡（七海園區）的人，經由對過去歷史的回顧與檢驗，大家更能體會台灣何以成為華人社會自由開放開放的典範。更能感謝一代又一代的人為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獨立、尊嚴與民主自由所做的犧牲與努力。」「華人」？還把經濟發展放首位。
讓我們回到當下，香港的年輕人前仆後繼的犧牲，圖博人流離在印度的偏遠之地，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這些我們和他們，在追求什麼，在抗拒什麼？這些也許都無法一語道盡，但是，絕對不是貧乏的反共語彙，也不是那些空洞的「團結台灣、化解分歧」。總統如果無能從自己的台灣歷史經驗省思威權與人性幽微又危險的牽繫，因而豐富對於民主深刻意涵的認識，那麼我們公民社會得擔起這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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