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秀幸（經濟民主連合會長、經濟民主連合智庫文化思想組召集人）
最近奧運賽期台灣選手的種種現象，讓網路上大家開始討論國家應該扮演的角色。從一開始的經濟艙風波到莊智淵「一個人的武林」到林昀儒是不是對岸養起來的高手…種種，各種說法躍然螢幕。不管是站哪一邊的，大部分文章大抵都圍繞在「國家」這個角色。有人說，國家欠選手們一個道歉，國家要照顧好自己的選手。看看莊智淵受那麼大委屈，看到選手們只能坐經濟艙…..。有人又跳到完全的對立面：國家通通都不要管。不是嗎？莊智淵一個人的武林照樣活得很好，國家不要來噌聲量。林昀儒都是家裡在支持，請中國的教練來教，教練和選手雙邊都獲益，讓市場來決定一切都ok，國家一出現就是來壞事的。四年一次的奧運讓大家集體起童根本就是國家的陰謀，這些選手壓根不需要國家……。
寫一寫大家也許也已經警覺，怎麼這些論述和經濟市場論那麼接近。其實，兩邊都太絕對。的確。我們不想要完全的國家主義，但是，讓頂尖運動員完全交給市場應該也不是一個選項。
台灣人進步了，知道國家主義的愚蠢，互相提醒不要以完全的民族主義來包裹這些運動選手，尤其原住民運動員的處境，原住民地位在國內政治，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是當我們這樣說的同時，不也就是對國家整體有一份期待嗎？
的確，和中國以及共產主義時代下的蘇聯和東歐走同一條路實屬不智。我很多年前聽聞桌球好手和我提及中國如何刻意訓練桌球在世界制霸：桌球不以身高取勝，是中國人認為較可以掌握的項目，中國教練讓選手後面直接頂牆沒有後退空間，來訓練運動員的反應和速度…（這是多年前的事，也許目前已經進化）。冷戰時期的蘇聯和東歐的體操訓練更是駭人聽聞。其實蘇聯控制的不僅運動項目，連音樂家都難逃監控。我手上有一片朋友送的V. Mullova 的巴哈無伴奏小提琴組曲，這位小提琴家當年如何從瑞典騙過隨行的蘇聯特務而逃離「鐵幕」的過程成為電影的好題材。
當然，台灣人不可能選擇「運動選手就是國家、國家就是運動選手」這樣的國家主義。因此，台灣選手此次赴日時引起的經濟艙風波也讓大家開始意識國家不是運動選手的監護人，更應該扮演的是對於國內運動風氣和習慣的培養。我也分享了林佳和老師一篇舊文，很值得大家再讀一遍：「林佳和／體育改革的抉擇：更多國家控制？更多社會支持？」
那麼如何看待另一個端點的說法：國家最好不要來干涉這些運動好手，他們自己就可以幫自己找到出路，獨闖世界武林，享受個人榮譽，國家、不管哪個國家、都是來利用你拿牌的，哪天國族主義發作還會阻礙你的技術交流…..。
其實，以上這樣的說法又太低估人類和群體關係的複雜性，完全以個人主義的視角在看事情，既不合乎人性，也不符當代的時代特性。在這樣的全球化時代，國家不僅不該被偋棄，甚至要被賦予重要的責任，調節資源、照顧弱勢、提供社會資源讓人民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也包括合作機制的創設來培養產業創新的條件….，這次大家還見證到，如果沒有國界的維持，病毒長驅直入，有錢人飛去美國打疫苗，狂中也有資源的人飛去中國接種（不過據說科興無效就是了），那弱勢是要坐等病毒登門拜訪嗎？
我們不喜歡國家主義，但是國家還是可以作很多事：促成整體的運動風氣，給予弱勢扶助，製造有利的合作機制，讓頂尖運動員獲得必要的資源進行國際交流，媒合運動界的頂層和底層的良性循環…。
那些把台灣和中國並列，一律打成國家主義弊端的論述更是充滿著弔詭。這樣做與其說是示警民族主義，更大的缺失是放棄作為民主國家公民的責任。中國人的確沒有什麼可以選擇，在中國就是國家大於人民，以至於中國選手拿到銀牌還要被同胞出征辱罵，奪回一面金牌又被高歌「抗日成功」，真的是壓得人喘不過氣的「中國一定強」。但是，難道作為民主國家台灣的公民，我們對於國家應該做些什麼沒有可以置喙的餘地嗎？這不是放棄作為公民的責任嗎？放任個人運動員闖蕩世界也只會得出一個結果：只能看到最能夠吸到資源的大戶過招，全世界大概只會幫20個人加油！我猜想，就算是菁英運動員也不希望如此吧！誰不希望代表國家時獲得自己家人、或是如家人一般的國人的加油聲呢？就算不一定可以拿到牌。
的確，國家應該支持底層的運動風氣，對於四年一次的奧運也不一定只有展現國家主義的份。我們仍舊可以表達台灣人特有的同胞情，已經也有不少人著墨這點了：輸了沒關係，下次再來。贏了很高興，可以鼓勵後進，照顧後進。頂尖運動員需要國內整體的運動風氣來培養，國內的運動風氣也需要頂尖運動員的成績來拉拔和刺激。他們不能一分為二，而是一個需要良性循環的「整體」，國家應該要在這樣的認知下幫助促成這樣的合作機制。甚至，當我們因為原住民選手而回過頭來檢視國內的族群問題，運動員的環境問題，這也不就是奧運的正面功能之一嗎？國家不需要是人民的保母，但是，可以促成國人成為好夥伴。
把國家完全對立於人民的理論視角已經不符當代的情境。尤其身為民主政治下的台灣公民更不需要把自己做小，認為我們對於國家的制度與功能毫無能動性。這樣的心情應該還回去給國民黨時代的威權國家，不是當代的我們需要的心理環境。拿出公民的熱情倡議、言說、影響他人、蔚成風氣、國家不就是公民組成的嗎？政府只是反映我們的主張意見，我們不應該更努力發聲嗎？
同樣地，我們也要允許台灣人不喜歡台灣這個國家。我曾經在美國遇到長住美國的法國人，她告訴我她不喜歡法國。我也曾在法國遇到美國人和我說，她不喜歡美國，喜歡法國。就像李琴峰不喜歡台灣的環境，最後是日本接住了她。我們要有那樣的寬度接受任何人可以不喜歡她原生的國家。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離群孤絕獨立而居。群體是每個人的「必要」而非累贅，除非它自絕於人民。就像李琴峰仍舊需要日本的芥川獎，她的小說依然運用了在台居住時的生活經驗，她仍舊把兩地做了某種銜接、以她的方式。這些都應該被視為我們可以改變的機會，更加體諒那些被環境孤立的人的心靈，她的存在提醒了我們永遠有看不到的角落。有怎麼樣的人民就有怎麼樣的國家。順便打個書：【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不要再人民 vs. 國家了，去買書來讀。
《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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